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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整体的司法组织当然并非是法律系统的全部，更不可能是社会的全部，而必然仅仅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这就意味着某种司法内部 / 司法外部之间的系统/ 环境关系。

申言之，技术的掌控者可能利用技术和发展技术，使法官进入舒适区，从而产生技术依赖，进而通过技术设计来影响裁判，以致冲击审判权独占原则。如此观之，在民事诉讼中，人工智能技术引入司法裁判之中，势必会加强审判权的力量，使诉讼等边三角形构造面临挑战：人民法院因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可能在诉讼中处于优势地位，当事人的权利可能被漠视。

{27} 参见潘金贵、谭中平：《论刑事远程视频庭审规程的构建》，《法律适用》2019年第9期。而这一问题可通过使用记录留痕来解决。基于维护法的基本价值、保障诉讼权利和遵守司法裁判原则之立场，应当明确人工智能技术在司法裁判中的辅助地位及适用范围，通过创造司法裁判工作与人工智能产业的衔接带，适当赋予法官签字权以合法化人工智能辅助审判，保障当事人在人工智能技术时代的多元权利，进而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在司法裁判中的合理、合法运用。因此，给予当事人以人工智能的技术支持就尤为重要。{30} 但是，这毕竟不是由人类完成的过程，而是由计算机基于大数据通过算法实现的。

在民事诉讼中，若法官处于技术优势地位，则诉讼等边三角形构造将转变为等腰三角形构造，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行使较易受到法院干扰;在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中，检察机关和行政机关处于技术优势地位，诉讼等边三角形结构甚至将不知如何变化，当事人可能面临法院与检察机关或行政机关合力围剿之境。法律界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疏离就昭示在法律领域很难将人工智能技术运用得当。三、法律常识的理论意义 法律常识作为具体社会历史和现实中，一代一代智力正常的绝大多数普通人们在其日常生活中的经验和教训中，不断总结和概括出来的与法律相关或者具有法律意义的经验知识、朴素情感态度和基本道理，它们跟普通的一般的常识一样，也是人类的一种经验理性，蕴含着朴素的真理，即直接而自明的朴实无华的真理。

进入 姚建宗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律常识 。熊红文检察官也研究思考了刑法如何回归常识的问题。作为真理，法律常识自然地包含着对具体社会历史和现实中的普通人们的日常生活、社会生活和法律生活的内在根据、基本逻辑和价值原则，所作出的某种认知和说明。然而，常识有错的概率其实很高，不仅因为时代的变迁，也因为认识的局限，而且常识并不是一个体系，并不对世界提供统一的解释，常识的解释基本上是就事论事。

第二，法律常识是法律理论的内在构成成分。法律理论所寻求的是通过对作为其研究对象的法律现象的全部或者部分现象的内在规律的揭示，对其所包含着的道理或者真理在某种程度上予以统一理解和阐释，这种理解和阐释当然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相对的完整性、整体性和逻辑一致性，在这个过程中，法律理论必然对法律常识所包含着的那些经验知识与基本道理进行认知和理解、甄别和鉴定、评估和选择等等思想和理论加工，否定和抛弃某些法律常识、选择并吸收某些法律常识、改造并扩展某些法律常识，并将其纳入既有的相关法律理论内涵与法律理论家新发现和揭示的法律规律与道理之中，融贯而产出新的法律理论。

立法中，法律必须要民主化、合理化，充分反映和吸收民意，不得违背常识。法律理论活动的这个过程同时也表明，如果不把法律常识、其他的生活常识和社会常识作为法律理论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法律理论研究也就失去了定位和捕捉作为其直接研究对象的各种法律现象的能力和机会，因为法律常识、其他的生活常识和社会常识不仅本身就是经过一定程度的概括、提炼、浓缩、凝练即人为加工而成的法律现象，而且也是指示和引领理论家发现、获取其他未经人为加工的原生态法律现象的路标与显影剂。而且，经过对法律常识、其他的生活常识和社会常识所内涵着的道理规律和真理成分的思想检视、理论反思和逻辑再造所形成的具体法律理论（包括法律科学理论和法律哲学理论），在这些道理规律和真理成分的内容的正确性与可靠性、完整性与统一性、系统性与规范性、逻辑性与一致性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思想的层次的深化与理论境界的跃升，也就是实现了对于法律常识、其他的生活常识和社会常识的突破和超越，之所以有且必须或者必然有对常识的这种突破和超越，是因为作为一个时代的思想方式，常识包含着这个时代的一切偏见。但如果学者提出常识主义或者常识化是主张以常识作为检验法学理论研究（刑法学研究）成果的水平和质量的基本标准或者准据，那这个主张就非常值得商榷，而王钧教授对于刑法解释常识化的批评意见⑹）确实具有一般化的重要意义，其所开放出来的问题更值得我国法学学者们深思。

实际上，这些年来全国各地相继纠正了一些重大冤错案件，同时也发生了一系列具有轰动性或者说影响性的案件（以刑事案件为主但不限于刑事案件），如果我们检视和反思一下这些案件的司法审判过程便不难发现，这些冤错案件之所以发生、这些影响性案件的判决结果之所以不被社会公众认可，最重要的原因恰恰在于司法机关的办案过程包括证据收集采信、犯罪事实的认定、确定罪名、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法庭审判各个环节，都无一例外地严重无视或者忽视了基本的法律常识和其他的生活常识与社会常识，也就是与广大社会公众日常生活的经验知识、基本情感和浅显直白的普通道理相背离。常识成为生活的能指，而生活是常识的所指。因此，或许我们可以说，尊重、遵循基本的法律常识和其他的生活常识与社会常识而不与这些常识相背离，也许并不能真正实现最大程度的司法公正，但绝对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冤错案件的发生，从而防止严重的司法不公，也基本上能够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够感受到公平正义"。对此，一些司法实务部门的专家是非常清醒的，也做过很好的说明，比如，王新环检察官就指出：完整事实的清晰展现主要是依靠证据来完成的，但其最后确认尚需借助于普通常识和经验法则，才能完全符合专业判断的需要。

戚渊教授在探究司法公正问题时也指出：尊重常识是研究问题的基本态度。比如，周光权教授基于刑法学发展至今貌似精巧，但理论构造似乎离生活常识越来越远，使得理论与公众的规范感觉、认同感觉之间的分歧很大的认识，提出了常识主义刑法观。

正如任平教授所说：在当代社会，在交往实践观看来，常识是作为公共精神而存在的，常识首先是这样一种存在一它是当代人生活的精神状态的表征和指示器，它直接地表现和外溢生活意义结构：生活的灵魂就是常识的灵魂。尽管法律理论必须也必然以法律常识（当然包括其他的生活常识和社会常识）为基础，并将其中所包含着的道理规律和真理成分在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纳入其中，成为法律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法律理论毕竟是对法律常识（当然包括其他的生活常识和社会常识）的超越，这也就表明法律理论与法律常识（当然包括其他的生活常识和社会常识）在内容和形式上不仅有很大差别而且也存在很大的距离，因为理论家为了把道理组织成一个理论，他必然重视常识中的某些道理，忽视另外一些。

一个社会也许可以没有科学，没有宗教，但是不能没有常识。如果从价值的负面来看常识，就会发现它是混杂的，不透明的，惰性的，它常常束缚人们的思想和创造力。第三，法律常识是法律理论的重要检验标准。而对于具体社会中的法治而言，只要公权力机关及行使公权力的工作人员尊重基本的法律常识、其他的生活常识和社会常识，遵循这些常识所表达的那些浅显的道理规律和真理及其所内涵的基本逻辑（也就是生活的逻辑），那么现代法治的基础也就能够建立和得到维系。一些法学学者确实敏锐地觉察到了我国法律实践领域中所普遍存在的严重无视和背离基本常识的现象，也深切了解无视和背离常识所产生的极其严重的消极影响和相当负面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因此做了大量的研究，对常识与司法实践的关系做了很多深入思考。事实上，对于法律理论而言，法律常识既是其研究思考的对象、基础和出发点，又是其内在的构成成分，还是其正确性与可靠性程度及其实践应用价值的重要检验标准。

法律理论研究将法律常识、其他的生活常识和社会常识作为自己重要的研究对象、研究基础和出发点，就是要对这些分散的道理规律和真理成分进行思想检视、理论反思和逻辑再造，将这些散布于法律常识、其他的生活常识和社会常识中的道理规律和真理成分整合起来，形成某种以法律概念（范畴）体系为基础、由系统化的法律命题组合成的规范化的法律思想体系，也就是形成某种法律理论。恰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常识是人类社会正常运转的基础。

尽管陈亚军教授不同意说科学与哲学是对常识的超越，认为科学信念从来没有超越常识、否定常识，相反，它始终与常识在一起，嵌入常识世界中，丰富了常识的内容，扩大了常识的疆域。法律常识的日常意义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法律常识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从事各种活动即为人们的个体行为提供了最起码的规范性基础。

还有就是一些执法部门的工作人员选择性执法、钓鱼执法、无人性执法、非法执法事件也频频出现，比如这些年各地层出不穷的一些公民因对市、县、乡镇、社区领导干部在日常工作事务（例如抗击新冠疫情）中的表现很不满意，而在微信、微博中骂了领导（诸如骂社区书记为草包书记之类）而被行政拘留、罚款甚至被作为犯罪而刑事拘留等等。时常有某一断定受到成功的批判而被抛弃（例如地球扁平论）。

理论意义 前言 作为社会中普通人们拥有并在日常生活中自然运用的与法律相关的或者具有法律意义（significance）的普通而浅显的经验知识、共同而朴素的情感态度和大众化而自明性的基本道理，法律常识既是人们的实践智慧的表达，也是人们的实践理性的结果和体现，它在某种程度上内涵并展现着具体社会中那些智力正常的绝大多数普通人们基于直觉和感性的公共精神。然而，这些年来，我国法学界尤其是刑法学界确实出现了一些值得认真反思和检讨的常识崇拜现象一也就是将常识的学术理论地位做了并不恰当的拔高。生活的内涵就是常识的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必须认真而严肃地对待法律常识，真诚而谨慎地运用法律常识。

姚建宗，海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在学术领域，法律常识也始终是法律的思想认识和理论探索的对象、基础和真实的出发点。

行政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之所以一再从事这些非法或者不当行为，就其实质而言，就是他们无视和忽视而全然不顾及绝大多数普通人们都认同的这些基本法律常识和其他生活常识与社会常识，在这些事件的影响不断扩展发酵而相关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依然輙預无理地进行甩锅诿责之后，社会公众经常斥责其侮辱老百姓的智商，而人们所表达的其实就是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违背社会最基本的常识，特别是在很多情况下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中的寻衅滋事的规定（被普遍认为是一个为合法地违反法治提供兜底支撑的口袋罚（行政处罚）与口袋罪条款）在现实中的大量运用（比如行拘与刑拘），通常就与广大普通民众所具有的基本法律常识及其他生活常识和社会常识严重冲突和背离。实际上，历史和现实中的生活事实与社会事实所展现的常识逻辑非常清晰，对于普通人们而言，尊重、遵循基本的法律常识、其他的生活常识和社会常识，其日常生活就能够大体上安定有序。

杨建军教授认为，司法过程同样无法离开常识和常理去运作，或者说，司法裁判一般也必须尊重常识，不得明显违背常识和常理，变成与大众常识作对的司法产品，因为常理是法理存在的基础，法律无非人情这就决定了法官判案，即便是在阐释法理，也不可能完全脱离常识和常理，不可能脱离日常生活道理和情理。拥有良知，就不会再践踏常识，所以，在日常的世俗生活观念中，忠于常识比忠于任何形式的乌托邦对社会生活更加保险、更有价值。

同时，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根本的还是在人，智力正常的人，而拥有常识的人就可以说是理智健全的正常人，反之则被视为不正常的人"，因为在日常生活中，一个人具有常识是指他有良好的判断能力而没有反常之处。其次立法必须要充分尊重法律常识及其他与主流价值观没有明显冲突或者对主流价值观无害的那些生活常识与社会常识，任何立法都不得违背法律常识和其他生活常识、社会常识或者与其相矛盾，违背法律常识和生活常识、社会常识或者与其相矛盾的任何立法，都将是对其权威性和有效性的自我贬损和伤害，恰如有学者所说的：法律包括刑法的稳定性、延续性、群体认同性和权威性可以说就是常识、常情、常理所赋予的，所以，法律的确要反映民意、尊重常识、不得违背常理。而生活的经验和教训给人们的暗示与提示在于，人们需要得到对自己的日常生活、社会生活和法律生活的道理的统一性的解释和整体性的说明，为自己的生活的确定性与可靠性提供比较稳定可靠的预期，从而对自己的生活进行适当的规划与相对妥当的安排，这就必然要求法律常识进一步向法律科学和法律哲学的理论方向发展，由此而凸显法律常识不仅对于普通人们的日常生活意义重大，也不仅对于各种形式的法律实践意义重大，其对法律理论一包括法律科学理论和法律哲学理论一的意义同样非常重大。法律常识是有生命活力的存在，因为它始终与社会中普通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人们的日常生活就是法律常识获得生命力的根本源泉。

马荣春教授认为：常识、常理、常情代表着一般人的认知能力和认知水平，能够使得一般人对常见现象或一般现象作出性质判断，同时常识、常理、常情又是一般人的日常生活行为规则或行为指引，这就是为何常识、常理、常情可以在刑事个案中被用作关键事实或重要情节认定的根本原因所在。实际上，从哲学思想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看，常识为哲学研究提供了最直接、最原始的思想材料，人最初的哲学研究和兴趣正是从考察朴素的常识信念（包括在原始神话中表现出的信念）开始的。

英国哲学家艾耶尔说：哲学家没有权利轻视关于常识的信念。哲学家们一般都认为：不论常识具有何种真理性，它作为人类普遍知识的组成部分，无疑具有哲学的价值，它的内容以及它的知识形式本身都可以成为哲学研究的恰当对象。

总体来看，法律常识的理论意义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法律常识是法律理论的重要研究对象、基础和出发点。但我们同时还必须时刻警醒并清醒地认识到法律常识（当然包括其他的生活常识和社会常识）对于法学理论研究的意义限度，在法学理论研究中提出常识主义或者常识化之类主张无疑属于学者的学术自由范围，但我认为提出类似主张还是需要更加慎重一些：如果说在法学理论研究（比如刑法学研究）中提出常识主义或者常识化所表达的意思是，一方面强调法学理论研究必须以常识为基础、为出发点、为研究对象，这个没有问题，这也本就是法学理论研究（刑法学研究）的常识。